一天。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祝昉偶尔会联系我，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他联系的理由也很简单，大都是裴嘉言有个小病小灾，他紧张得要死又不知该怎么办。大少爷从小到大都没有照顾人的经验，再加上裴嘉言故意折腾他时太能作，他试过家庭医生、心理咨询和用爸妈恐吓等多种方法后发现，裴嘉言只听我的话。
祝昉可能喜欢裴嘉言，他太有道德感，没我这么下流所以说不出来，只能暗戳戳讨好裴嘉言，所以适得其反。
我觉得他这样有点儿可怜。
到后来固定下来，裴嘉言和我大概两个星期联系一次。我没把去医院的事告诉他，找到了大学时那个咨询老师，她陪我去的。
这次情况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我自己的想象，连着几次咨询和治疗后医生给我拿了药。还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剂量加大了，她让我一定控制住自己，虽然我心里想的这些心理咨询都是屁话，仍收起药说好的。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顺便给那只弱听的右耳测了一下，万幸还没到没救的程度，可我现在的存款不多，没法支撑自己去治病——而且就算治了也不一定能痊愈——医生建议我配个助听器，我说再看吧。
我不想戴助听器，看着和残疾人似的。
不过心里知道还是应该戴，免得情况继续恶化。
和裴嘉言通电话时我提到这事，以为他会劝我去戴这样我就有个理由乖乖照做了。
裴嘉言先“啊”了一声，他不知道我的耳朵什么时候开始弱听，可能想到了出租屋里那次没头没尾没听清的表白后有点印象了。
“那影响很大吗？”裴嘉言问我。
“不知道，感觉没有，就是偶尔耳鸣很严重。”
裴嘉言说那不想戴就不戴，他太纵容我的态度让我都惊了一下，接着也没法说那我就要去了，支吾着应了一声。
我们通话时间一般都短，两个星期三分钟这样，随便说点什么就完了。祝昉防我像防贼，而且每次都在旁边听搞得我想说点黄色笑话逗裴嘉言都没辙。
“我还是想见你。”裴嘉言闷闷地说。
我不能泼他冷水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只好说：“我去找你，你别自己跑出来。”
“为什么？”裴嘉言的声音远了一点低了一点，像在侦查有没有被监听，“我真的可以跑出去的，他没爸爸那么严。”
我怕了：“别，千万别，你至少待到拿大学通知书。”
裴嘉言说那好吧，很不满意我的反应。
这次是我们之间难得的一次低落，当天我忍不住，自己骑着电瓶车去到老妈住的地方。当然，我不可能被她发现，我从裴嘉言的含糊其辞中猜测老妈可能每天或者隔几天都会去祝昉那儿看望他。
我可以找到祝昉住在哪儿。